本文转自：中国教育报
聚焦未来教育
高校新型教育学院建设路径探索
李树英
因校制宜建设新型教育学院。视觉中国供图 从“传统”走向“新型”，高校教育学院的变革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它要求学院的领导者和学者们必须超越惯性思维，在遵循共性规律的基础上，因校制宜，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道路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大国竞争的交汇点上，教育强国建设已被提升至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地位。高校教育学院作为教育学学科建设的高地与优秀教师培养的摇篮，其形态与功能的现代化，直接关系到教育强国建设的进程，因而迫切需要向新型教育学院转型。
时代赋予高校教育学院新的重要使命
新型教育学院是对传统师范教育模式的系统性超越，其核心特征是组织的开放性、学科的交叉性、研究的前沿性和人才培养的创新性。
教育学院的转型，源于其“双重使命”及其现实挑战。
其一，教育学院要成为高水平教师教育的“策源地”。“强教必先强师”，面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需求，我国教师队伍在总体素质、创新能力和高层次人才供给上仍存在短板，特别是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方面的高质量教师尤为紧缺。为此，国家通过“优师计划”、“国优计划”及教育评价改革等，推动高水平大学深度参与卓越教师培养，从源头上提升教师队伍质量。
其二，教育学院要成为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据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是时代重大课题。我国教育学研究已取得长足进步，当前需要在理论原创性与学科话语权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教育学院应承担起教育学科理论创新的主体责任，构建扎根中国、融通中外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随着教育强国建设不断推进，教育学院的这两重使命显得日益紧迫。教育学院转型，势在必行。
教育学院面临的结构性难题
新型教育学院的建设，要注意解决好以下方面的问题。
一是正视传统模式面临的深层困境。这些困境是共性的，但在不同类型的高校中表现各异。如顶尖综合性大学的教育学院可能在学科交叉上更具优势，但面临着如何将理论研究优势转化为教师教育实践的优势；高水平师范大学在教师教育上根基深厚，但可能存在学科壁垒固化、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地方性院校教师教育发展，则受制于资源限制和人才吸引力不足。
二是克服学科壁垒固化和知识生产的“内卷化”。教育学院的组织结构深受20世纪学科高度分化模式影响，形成了以教育学原理、课程和教学论等二级学科为基础建立教研室或系所的格局。这在学科发展初期有利于知识的聚焦和深化，但在今天导致了知识生产的“筒仓效应”。各二级学科犹如知识孤岛，教师的学术身份被牢牢绑定在特定“领地”，其研究范式、话语体系和评价标准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内部循环。这不仅阻碍了教育学院内部不同学科的有机整合，更在学院外部筑起了高墙，使得教育学与计算机科学、脑科学、社会学、经济学、大数据科学等现代学科对话困难，因而难以及时有效应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数字鸿沟”、“学生心理健康危机”等复杂的现代教育问题。另外，长期的学科壁垒导致知识生产“内卷化”。研究问题日益趋同，研究范式逐渐固化，理论创新满足于在既有框架内进行精雕细琢，缺乏突破性的思想贡献，这可能导致教育学的理论发展与社会现实逐渐脱节。
三是警惕人才培养目标的“窄化”和体系的“刚性”。社会对教育人才的需求已呈现高度多样化，如果教育学院的人才培养体系仍表现出强烈的“师范路径依赖”和“体系刚性”，那么将导致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之间出现显著的“结构性错配”。
一方面要避免目标“窄化”。有些教育学院培养体系在顶层设计上仍默认以培养中小学教师为主要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实践环节乃至毕业要求都围绕这一核心展开。这导致学院难以有效回应社会对STEM类教育政策分析师、教育科技开发者、教育评价专家等新兴职业人才的巨大需求。
另一方面要避免体系“刚性”。这种目标一旦固化为一套刚性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就可能导致课程更新缓慢，难以跟上知识和技术的发展步伐；教学方法以理论讲授为主，与实践存在脱节；评价方式以知识记忆性的闭卷考试为主，未能有效考查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这些因素将影响学生的创新潜能和多元发展可能。
四是解决技术融合的“外挂式”应用和“素养性”缺失问题。尽管人工智能、大数据已成为教育变革的关键变量，但多数教育学院的应对策略仍停留在表层，未能将技术真正内化为学院发展的基因。
首先是“外挂式”应用。技术融合往往被理解为简单的“工具使用”。例如，在教学中使用幻灯片（PPT）、慕课（MOOC）或者某个教学软件，就被视为完成了技术融合。更有甚者，将技术融合的责任推给少数专门从事教育技术的教师。这种“外挂式”应用，没有触及教学理念、课程结构和评价方式的深层变革。
其次是“素养性”缺失。课程体系普遍缺乏对学生计算思维、数据素养、AI伦理、设计思维等数字时代核心能力的系统性培养。这样培养出的未来教师，即便会使用某些软件，也无法从根本上理解技术如何重塑学习过程，更难以具备主导和设计未来技术化教育场景的能力。
五是消除理论创新的“空心化”倾向和研用分离现象。作为教育学科发展的核心机构，教育学院在构建中国特色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上发挥引领作用，现实中要在理论创新、研用合一等问题上下功夫。
一些研究满足于引介、翻译和注释西方的理论框架，缺乏基于中国本土教育实践的原创性理论贡献，导致中国的教育学在国际上“失语”，在本土又常常“水土不服”，缺乏对中国重大教育问题的穿透力和引领力。学者不能以把研究成果发表在高级别学术期刊为主要目标，而应努力寻求向教育政策、教学实践、教育产品转化。有关方面也应促进这一通道的通畅。一篇高被引论文的影响力，可能远不如一个服务千万用户的教育客户端或一项被广泛采纳的区域教育政策。
建设新型教育学院的核心策略
应对上述挑战，建设新型教育学院，必须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结构重塑。以下六条路径构成了新型教育学院发展的核心策略框架。
以学科交叉融合为驱动，重构知识生态。学科交叉是知识创新的源头“活水”，也是新型教育学院区别于传统模式的根本特征。具体路径包括两个层面：首先，在学院内部进行“有机整合”，围绕教育治理和全球领导力等重大教育议题，组建跨学科研究中心或团队，如建立学习科学和人类发展中心，鼓励不同学科背景的教师在课程开发、项目申报等方面形成合力。其次，在学院外部进行“战略链接”。新型教育学院必须主动扮演校内知识“连接器”的角色，与计算机学院共建“人工智能+教育”实验室，探索计算思维与教育的融合；与脑科学和心理学院合作，成立脑科学和学习科学研究基地，探究学习的生物学基础；还可与设计学院、艺术学院合作，开设学习环境设计等课程，将设计思维与美学素养融入教育。这种“教育+X”的交叉学科生态，是催生原创性成果、培养创新型和复合型人才的必由之路。
以多元化为导向，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新型教育学院必须建立一个更加灵活、开放、个性化的人才培养体系。第一，实施分流培养，设置多元轨道。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根据学生的职业兴趣和发展规划，设置如卓越教师、国际教育与政策等多元人才培养轨道，设计专属的核心课程模块、实践要求和毕业标准，为学生提供清晰而多元的成长路径。第二，深化产教融合，构建“双师型”育人闭环，将真实的产业与实践场景全面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大力推行项目式学习，引入企业、中小学的真实项目和政府的咨询课题，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学习。同时，聘请行业精英担任产业教授或实践导师，与校内导师共同指导学生，实现学术理论与实践智慧的深度融合。
以“人工智能+教育”为引擎，系统性赋能未来。为顺应人工智能对教育生态的重塑，新型教育学院应将“人工智能+教育”作为核心发展方向，进行系统性布局，培养能够驾驭未来教育的教师。一是全面升级课程体系。将数字素养与人工智能思维融入人才培养的“基础素养模块”，将计算思维和编程、人机协同教学设计等课程设为必修或核心课程，确保毕业生具备与智能时代相匹配的技术认知和应用能力。二是建设科研和实践平台。创建未来教育实验室，将其作为师生进行教育技术创新、教学模式探索和学术研究的“孵化器”。三是主动担当引领性角色。依托学科优势，主动服务于区域内中小学智慧校园建设，将学院打造为引领区域“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的思想高地和技术赋能中心。
以社会服务为桥梁，提升学科影响力。新型教育学院应将社会服务视为连接理论与实践、提升自身影响力的关键桥梁，实现在服务中发展、在贡献中卓越。一方面，打造高端智库和专业培训品牌。面向全国的教育管理者和骨干教师，开发体系化、研究型、前沿性的高端研修项目，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专业发展品牌。同时，组建政策研究团队，承接各级政府教育决策咨询课题，建立权威“智囊团”。另一方面，构建多元协同的教育创新共同体。推动形成“大学—政府—中小学—企业”（U—G—S—E）四方联动的教育创新生态，将学院的优势深度嵌入区域教育发展的肌理，形成共生共荣的发展格局。
以治理结构优化为保障，激发内生动力。改革的最终落地，离不开科学、高效、充满活力的内部治理体系。治理结构优化的核心在于“放权”和“松绑”：首先，在人事评价制度上破除“五唯”，建立多元评价体系，针对基础理论研究、教学方法创新等领域设立专属晋升通道和奖励机制，认可教师的个性化发展和多样化贡献。其次，建立灵活的资源配置机制。新型教育学院应赋予跨学科团队、重大创新项目组和青年骨干教师在经费使用、课程设置等方面的更大自主权，为那些具有高风险、高潜力的前沿探索提供宽松环境和有力支持，从而最大限度地激发学院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以分类发展为原则，探索差异化建设模式。不同高校的资源禀赋、历史使命和发展阶段各不相同，“一刀切”的改革是不可持续的。新型教育学院的建设需要走分类指导、特色发展的道路。
研究型综合大学要做引领理论创新和交叉前沿的“主力军”。这类高校教育学院的首要使命是提升师范生培养的质量和引领性。它们应定位为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创新的“思想库”、重大教育政策的“研究部”以及“国优计划”的“主力军”，重点依托学校多学科综合优势，将学科交叉作为发展的核心战略，在前沿领域产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原创性理论成果。重点培养具备深厚学科素养和卓越研究能力的复合型、学者型教师以及能够引领未来教育改革的教育家、高层次教育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
高水平师范大学要做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排头兵”。这类大学的教育学院应定位为深化新时代教师教育改革、提升师范生培养质量的核心力量，探索卓越学科教师的培养路径，“做精做强”教师教育主业。一方面，向内打破壁垒，大力推动学科教学与教育学深度融合，强化教育实践，将教育理论、学科知识与教学技能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大力发展“AI+教育”，探索技术赋能下的新型教学方法、评价方式等，为中小学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解决方案”和“工具箱”。
地方性或应用型本科院校要做服务区域教育的“生力军”。这类院校的教育学院或相关院系，可定位为服务区域基础教育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加油站”、应用型教育人才的“孵化器”，紧扣地方对“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教师的迫切需求展开工作。加强与地方教育局和中小学联动，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课程设置上，要强化实践教学、教学基本功和班级管理能力的训练。同时发展区域特色专业，形成与研究型大学错位发展的特色优势。
从“传统”走向“新型”，高校教育学院的变革是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它要求学院的领导者和学者们必须超越惯性思维，在遵循共性规律的基础上，因校制宜，走特色化、差异化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教育学院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之道，更是其回应时代诉求、服务教育强国建设必须肩负起的历史责任。未来的新型教育学院，必将构成一个各具特色、优势互补、充满活力的创新生态，共同支撑起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
（作者系深圳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24年度教育学国家重点项目“面向教育强国的高校新型教育学院建设研究”［AFA240020］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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